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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武则天】为政举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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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
  政通人和
  任用酷吏让武则天背上了骂名,在武则天的统治稳定之后,武则天开始启用酷吏。为巩固统治,武则天使用严酷手段。为掌握国家统治大权,她毒死了已立为太子的亲生儿子。称帝第二年,武则天便用两大酷吏之一的来俊臣杀了另一个酷吏周兴;至万岁通天二年(697年),杀死来俊臣,结束了酷吏政治。
  在用人上,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,维护统治,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;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,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,武则天一朝号称“君子满朝”娄师德,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,后来的“开元贤相”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。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,她改革科举,提高进士科的地位;举行殿试;开创武举、自举、试官等多种制度,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。《资治通鉴》评价武则天;“政由己出,明察善断,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”。

  武周都城
  唐高宗显庆二年(657年),以洛阳为东都。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,直至在洛阳病死。武则天年684迁都洛阳,改洛阳为神都,建立武周,705年唐中宗复辟,还都京师长安。她称帝期间,除了长安元年(701年)十月至长安三年(703年)十月住在长安外,一直居住在洛阳。
 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?司马光解释说:武则天害死王皇后、萧淑妃以后,“数见王、萧为祟,被发沥血如死时状。后徙居蓬莱宫,复见之,故多在洛阳,终身不归长安”《旧唐书》亦载:“后则天频见王、萧二庶人披发沥血,如死时状。武后恶之,祷以巫祝,又移居蓬莱宫,复见,故多在东都。”其实,这并不符合事实。王、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(665年),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,已近二十年。况且,武则天称帝后,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。因此,仅仅以王、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,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。
 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:“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,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,如隋炀帝、武则天等兹不论外,其中尚有一主因……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。” ,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,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,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
  首先,就政治原因而言,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,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。
 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。光宅元年(684年)九月,改东都为神都。688年,建明堂,四月,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“圣母临人,永昌帝业”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。五月,武氏受“宝图”,事南郊,告谢昊天,御明堂,命诸州都督、刺史及宗室、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。七月,更命“宝图”为“大授神图”,封洛水为显圣,加特进,并立庙。永昌元年(689年)正月,武则天亲享明堂,大赦天下。次年正月,又享明堂,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,以“曌”字为名。七月,颁《大云经》于天下。九月,革唐命,改国号为周,改元天授,在洛阳立武氏七庙。天授二年(691年)七月,“徙关内雍、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”。
 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,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。光宅元年(684年)九月,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,起兵反对武则天。当时,魏思温建议徐敬业:“明公以匡复为辞,宜率大众鼓行而进,直指洛阳,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,四面响应矣。”遗憾的是,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,结果兵败身死。陈岳论及此事,叹息道:“敬业未能用魏思温之策,直指河、洛,专以匡复为事,纵军败身戮,亦忠义在焉。而妄希金陵王气,是真为叛逆,不败何待!”由此可见,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,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。

军事
  在军事上,武则天时期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和地位,由于武则天称帝前后杀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宿将名帅,更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,使得府兵减少,国家防御力量较弱,“好铁不打钉,好汉不当兵”即由那时而来,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争频频失利,随着统治的稳定又逐渐挽回了颓势。
  在西北,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烽烟不息,安西四镇时置时罢,高宗启用裴行俭经略西域,于调露元年(679年)重置四镇。垂拱三年(687年),正当武后忙于篡位时,吐蕃又占领了安西四镇,其前锋直达敦煌。武后称帝后的长寿元年(692年),武则天派王孝杰率军收复安西四镇,并遣军常驻,从而结束了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局面。
  在北方,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,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。调露元年(679年)十月,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、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,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,双方互有胜败。武则天称帝前,抗击突厥的大将程务挺因替裴炎申辩被武则天杀死,突厥的入侵更加猖獗。武则天称帝后第5年,即天册万岁元年(695年)十月,篡位的默啜可汗为了争取中原王朝支持遣使请降,武则天册授他为左卫大将军、归国公。后来默啜因帮助平定契丹有功而被封“颉跌利施大单于”、“立功报国可汗”。万岁通天二年(697年)三月,武则天应默啜之请,将六州降户数千帐送交默啜,并给他谷种4万斛、杂彩5万段、农具3千件、铁4万斤。圣历元年(698年)六月,武则天命内侄武延秀前往突厥,准备娶默啜女为妃。默啜以武延秀非李氏为由不但不允婚,反而将其拘留,并扬言要用武力帮助李氏恢复唐朝。武则天起先命其内侄武重规等领兵45万反击默啜,但毫无成效。武则天不得已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皇太子,又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,招募士兵讨伐突厥;但实际领兵出征的是副元帅狄仁杰。默啜得知唐朝大军将出发,即将从赵州、定州掠夺的男女八九万人全部杀死,一路残杀百姓,饱掠而去。一些大将虽拥有重兵却不敢逼近默啜。狄仁杰领兵10万,到赵州时突厥人已经撤退,他一面安抚百姓,又严令部兵不得侵扰百姓,河北才算安定。此后默啜恃强一再侵扰中原北边,采取时和时战的策略,双方关系时好时坏。
  在东北,武则天时期契丹崛起,万岁通天元年(696年),因营州都督赵文翙暴虐无道,契丹人松漠都督李尽忠,和旧城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周,进攻河北地区。武则天三次派兵讨伐,损兵折将,在奚和突厥帮助下才得平定,由此不难看出武则天时期军事上的总体表现不及唐太宗时期。
  长安二年(702年),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(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),取代金山都护府,管理西突厥故地,仍隶属于安西都护府,巩固了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管辖。

经济
  武则天早在“建言十二事”中就提出薄赋敛、息干戈、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;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,社会经济快速发展,户口数永徽三年(652年)为380万户,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(705年)增长到615万户。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,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,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,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;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,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,大修庙宇,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、天堂,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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